“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将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体系和开放政策优势转化为促进外资长期深耕中国市场动力，成为我国稳外资工作的重要课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扩大双向投资合作作出部署，提出“深化外商投资促进体制机制改革，保障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实施新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扩大本地化生产”。这表明，我国稳外资工作正向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转变，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成为“十五五”时期推动外资更深融入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的重要抓手。
外资是东道国对接全球资本、技术、市场与产业网络的重要载体，不仅可为东道国引入资本投入，还能够通过技术扩散、产业配套、就业创造与竞争效应等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尤其对处于奋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而言，外资的作用不再局限于弥补资金缺口，更多体现为推动产业升级、强化创新能力，提升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嵌入深度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外资境内再投资，是指外资企业将在东道国经营所得利润继续用于当地扩大生产、设立新项目、增资扩股、研发投入或产业链配套建设等，而非全部汇回母国或境外总部。作为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境内再投资既体现了外资企业对东道国市场前景、制度环境和发展潜力的信心，也意味着其从短期经营向长期扎根转变。
为何当前如此重视外资境内再投资？
这是我国应对全球贸易投资环境不确定性上升、巩固外资基本盘的现实需要。2025年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0392家，同比增长19.1%，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7476.9亿元，同比下降9.5%。企业数量增加，而资金规模承压，说明中国市场虽有吸引力，但外资决策更加谨慎。在国际层面，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增长14%，但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全球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实体性投资扩张偏弱，新设绿地投资项目数量下降16%。这意味着，在全球生产性投资不足、对优质跨境资本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稳外资不能只依赖新增项目引入，更要重视已在华外资企业的存量基础和再投资潜力，把外资企业已经形成的在华经营基础转化为长期深耕中国市场的持续动能。
这是提升外资对我国经济发展综合贡献的有效途径。外资企业并不仅是资本供给者，也是就业创造、技术扩散、管理升级和国际市场连接的重要载体。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3的进出口、1/4的工业增加值、1/7的税收，创造了3000多万个就业岗位。2014年至2024年，在华规模以上外资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86.4%，有效发明专利数增长336%。因此，鼓励外资企业把在华利润继续用于增资扩产、研发创新和产业链配套，并不是简单把资金“留下来”，而是推动资本、技术、管理、人才和市场渠道等要素继续在中国扎根、扩散和升级。
这是优化外资结构、提升利用外资质量的关键路径。2025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2417.7亿元，其中电子商务服务业、医疗仪器设备及器械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分别增长75%、42.1%、22.9%。这表明，尽管外资总体实际使用规模有所波动，但高技术、高附加值和新兴服务领域仍具有较强吸引力。引导外资企业将更多在华收益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数字经济等领域，有助于推动外资更好融入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并服务于新质生产力发展。
这是增强我国开放型经济韧性、提升高水平开放效能的重要支撑。相比首次进入中国市场的新增投资，已在华经营的外资企业更加熟悉中国市场、产业配套、制度环境和消费需求，其再投资通常具有决策链条更短、项目落地更快、产业嵌入更深等特点。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有助于更好融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互利共赢中实现共同发展，使外资企业从一般性市场参与者转化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建设者和受益者。
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稳的是外资基本盘，激活的是存量发展潜能，增强的是中国开放型经济韧性。要将外资境内再投资真正转化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能，关键在于围绕外资企业“投前有信心、投中有便利、投后有回报”的全过程需求，形成更加稳定、更有效率、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生态，从而增强外资企业扎根中国、布局中国、成长于中国的内生动力。
对此，一要提升全周期服务能力。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既要重视前期招商对接，也要重视企业落地后的持续服务，及时回应企业在扩大生产、技术改造、设立研发中心、布局区域总部等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特别是对已有良好经营基础、再投资意愿较强的外资企业，应加强精准沟通和跟踪服务，推动政策供给与企业需求更好匹配。二要增强产业链配套和场景供给能力。各地应立足自身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围绕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绿色低碳等重点方向，提供更多产业协同、技术应用和市场拓展场景，使外资企业在融入中国产业升级进程中不断发掘增长空间，进一步增强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信心和意愿。三要强化稳定透明的制度预期。对跨国企业而言，再投资不仅取决于短期收益，更取决于对未来制度环境的判断。要持续提高政策连续性、规则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政府采购等方面营造更加公平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使外资企业能够安心经营、持续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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